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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自然法知识的发展性，这里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非绝对性的统一。

{13}参见前注{3}，G. W. F Hegel书，第124～125页。②延续我们自由地影响这个感性世界的权利。

{13}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并孜孜以求普遍性的自我意识要求遭遇到特殊性的自我意识，在此，黑格尔引入主奴斗争：在此层面上，一个活着的个体面对了另一个活着的个体，但是他们的生命的力量[潜能（Potenz）]并不相等，于是一个的能力或力量即在另一个之上。博弈规则如此规定：一方斗争，一方顺从—不怕死者成为主人得5分，顺从者成为奴隶得0分。之所以称之为副产品是因为主人不惜一死而战的初衷并不在此，也就是说，主人对这些副产品的占有只是占有，而没有消费欲望的掺杂，财产成为具象的佐证却非欲望的消费实质。相对于我是我的第一定理，这些问题在《自然法权基础》中被归结为第二定理：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不认为其他理性存在者有一种自由的有效性，因而也不假定在自身之外有其他理性存在者，就不能认为自身在感性世界中的自由有效性，{21}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被归结为-A不＝A。因此，为了保持与费希特的距离，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中使用费希特首先提到承认（Anerkennung），似乎还有些不情愿，{115}但此后的发展是费希特倒向契约而黑格尔一直固守承认。

承认在黑格尔那里自始就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一种本能。同时教育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否定的教诲子女，使他们脱离原来的自然直接性，逐渐具备独立性和自由的人格。胡兴成：再说《秋菊打官司》中的法律问题，《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第18卷第1期。

因此，也许不难理解，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揭晓之际，{5}令整个社会为之震动的却是因为两份彭宇案司法判决引发的道德忧患，和基于道德忧患产生的法治怀疑。如今立法成千上万，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便只能在立法者、守法者和司法者身上分摊责任，把法多治少的状况，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有法不良，二是有法不知，三是有法不依。真要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要推进依法行政的法治进程，我们就必须摒弃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法治和人治的二元框架，放弃黑格尔和韦伯式的提问方式，重新理解法律与情理之间的深层关系，理解人情政治的固有特点和基本逻辑。然而，正如影片结尾时所揭示的，抓人容易，但是抓了人之后，一旦碰上天灾人祸，再有秋菊难产那样的事情，又到哪里去找救人的村长？恐怕，那时候我们再想有雪夜救人的村长，自家掏腰包化解官民矛盾的李公安，帮助老百姓找律师的严局长，也是千难万难了。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人治，因此与其西方含义有着截然的不同。政治中充斥的都是复杂多变的实践问题，充满了利益、欲望和暴力。

这当然不是要否定法治的优点、回避情理的局限。进入专题： 彭宇案 情理 专职法治 人情政治 情法矛盾 。李先生有一个思想史上的扼要梳理：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等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乎汝安乎（孔）、道由情出（郭店）、恻隐之心（孟），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37}二来，造成这一纠纷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村长既不是国家的正式公务人员，也不是由村民选举产生，因此才会无法无天。

以情理为归依的官员则会不同。【参考文献】{1}参见史焕章：要法治不要人治，《法学》1989年第5期。真正难办的是，许多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感与情况相交叉，就是非常现实非常具体而且具有历史客观性的人与万事万物相处的状态。

人民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权力腐败，是因为权力的行使合乎法律却不合情理。科层法治以法律取代情理，既强化了国家权力的内在力量，又同时取缔了国家权力的外在制约，从而以形式法律取代实质情理，以此根除情理约束因余地过大和私情泛滥而导致的政治腐败。

只是中国的官员百姓还没过上法治的日子，却已经历了太多人治的煎熬，所以容易对后者的缺点作夸大的想象，对前者的弊端作心理的抵抗。{39}参见（德）尼采：《历史对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其实影片已经演得清清楚楚，法治的结局是李公安只能回家放牛了。由此难免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当非正式的约束力量崩溃的时候，法律就不得不承担起填补社会漏洞的责任。权大于法当然由来已久，但是仅仅是权力压迫和制造恐惧，并不足以维系任何一个制度乃至一种体制的长期存在。当我们撕破了人情面子，给了自由裁量权以绝对自由，也就是把权力变为了绝对权力。总之，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就在于以立法和司法制约行政，最终指向的是司法独立化和法律职业化。不是彭宇的行为而是法院的推理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样一种情理的司法认知，实际上是一种所谓理性人假定乃至恶人假定：人是自私的动物，因此素不相识的人不会互相帮助（好心相扶），更不会帮忙帮到底（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36}在很多法律学者看来，按照法治这一新型的治理模式，村长和秋菊的矛盾，一来本该通过民事诉讼加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秋菊打官司》已经在学界讨论了十几年，但是秋菊所代表的利益和诉求，时至今日，往往仍被视为局部的、暂时乃至落后的因而终将被革除和替代的观念。三、无形的代价想来，之所以并不完美的情理会成为中国普通官员和民众的长期选择，不是因为人们看不到情理的弊端和法律的优点，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彻底革除情理的结果，很可能不仅会彻底失去成就善政的一线可能，而且反而蕴含着导致暴政的巨大危机。

本来，中国的法律人，应该最能体会法律和情理各自的制度特点和利弊得失。法律与情理两个维度的各自逻辑与彼此张力，正是中国政治让外人甚至自己人格外难以读懂的地方。

更回答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为什么如此艰难，而人情政治却如此顽强。合情合理并不是两个标准，而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更何况，不再救人的法律，或许和情理一样也会打人。科层法治的特点，比如规则明确、严格、统一、平等，中西方的学者说法很多。

法官试图诉诸的情理竟然如此与情理相悖，这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法律本身对情理的背离。{11}韦伯，见前注{9}，页31-88。

一方面，官员只要小心翼翼依法办事，就不会有丢官罢职的危险。是政治，就免不掉腐败和暴力。

正是因为抱有对法治理想的审慎迟疑和对改革后果的忧患意识，哪怕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也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兆丰：从人治走向法治—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法律科学》1989年第4期。

以为法律和情理总能彼此调和，只能是逃避问题的鸵鸟政策。倘若哪个部门或者哪级政府只是依法办事，完全不顾人情，必然会惹得天怒人怨，面临政治危机。用支配社会学的概念来说，许多道德困境和政治腐败恰恰植根于法律与情理两个正当性基础的冲突与竞争。{12} 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原来是跟这位邻居住在一起的姐姐，看到弟弟被群起攻之，心脏病突发去世。{23}影片结尾之前，村长踢伤了主人公秋菊的丈夫庆来，但却始终拒不赔礼道歉，难免被看做是一个只是欺压百姓的南霸天，大有周公恐惧流言日的味道。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也没有无懈可击的理念。{49}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Jerome A. Cohenand Joan Lebold Cohen, Did Qiu Ju Get Good Legal Advice?，in Cinema, Law and State in Asia（ed. by CoreyK. Creekmur and Mark Sidel），Palgrave Macmillan, 2007。{43}参见《检察日报》推出‘法商系列报道，http://media. people. com. cn/GB/40606/4839257. 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7月21日。